上海人

看余世维的管理学讲座，他讲上海人的缺点，说上海的确有钱，但在上海有钱的都不是上海人，不是外国人、侨居的就是苏浙一带的人，其中以浙江人居多。原因有二，一是上海大政府小企业的模式，政府对本地企业的支持力度小，这个我不敢苟同。二就是上海人天性的原因了，上海人对未来预期不过是当个白领，坐坐办公室，老婆孩子房子车子有了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就得了，说好听点就是没有野心，说难听点就是没有上进心，骄傲抹去了他们的锐气，缺乏放弃所有狠命一搏的赌博精神。我对他的说法深以为然，上海人有国际化的眼光、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政策优待的投资环境，但大部分却都是高级打工仔，没几个能在创业这个领域搞得好。
很不爽。

何人永生？

在这个时代，何人永生？
我的答案是：偏执狂
爱好，是去做一件事的初始动力。
执着，是将行动延续下去的力量源泉。
所以，偏执才是王道。

《我留给亚洲的八个预言》（转）

原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译者：何黎

“这是我的最后一篇亚洲专栏，因为我将在近期退休，离开工作了39年的英国《金融时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可以总结我多年来报道、评论亚洲事务所得到的一些教训和感想，并破除那个奇怪的神话。我还将冒险做几个预言。

首先，并非整个东亚都是经济奇迹：当今所谓的亚洲经济奇迹，完全就是一个有关中国的故事。本世纪以来，中国贡献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在内）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表现令人失望的国家多得令人吃惊。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日本仍在努力从长达10年的经济萧条中复苏。地区第三大经济体韩国正在困境中挣扎；台湾和泰国的表现也远低于它们的潜力。

其次，中国并没有超乎常人的计划。始终不变的是，共产党依然坚决地保持它对权力的垄断。实际上，其领导权的政治合法性，取决于它能否让尽可能多的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那个目标的追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性质的，而且采取的是试错法。正如在中国经常发生的那样，当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时，即便对那些当权者而言，试错法也是一个谨慎的选择。这是投资组合理论在政治上的应用。其中最重大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最终将从政治上把这个国家引向何方。

另外两个因素，使得治理中国变成了一件很悬的事情。其一，是中央政府一直试图控制那些“不听话”的地方官员――他们为了让自己管辖的地区和自己更为富有，在执行中央指令时往往过于流于表面。其二，是既得利益群体日益增长的影响。在一个改革不彻底的领导层的管理之下，既得利益群体正在更强力地维护自身利益。游说政治如今在北京的重要性，至少已和华盛顿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很难解读中国政治的原因。

第三，经济支配亚洲外交。在这个因不信任和历史积怨而分裂的地区，贸易和投资（特别是以跨境生产网络形式出现的投资）所创造的相互依赖，是地区稳定的最强大支柱。不管政治分歧有多大，亚洲国家从未允许它威胁到它们共同追求的出口带动型经济增长。鉴于外交选择有限，人们只能寄望于经济逻辑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期望亚洲不要遭遇像诺曼?安杰尔(Norman Angell) 1913年预言一样的命运。安杰尔当时曾预言称，欧洲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至于互相之间不可能发动战争。

第四，即便亚洲有可能组成一个紧密整合的经济集团，那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国家之间相互怀疑之外，中国和日本（或许还有印度）在地区影响力方面的竞争，使得它们难以达成重大协议。此外，亚洲各国在主权方面的高度戒备，以及许多国家内部制度的虚弱，阻碍了进一步整合所需的制度性合作。

第五，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性被高估。北京在全世界的多数外交举措，首先是受到经济需求的推动，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在能源及原材料供应安全方面的需求。中国能够抢到美国前面，更多是因为华盛顿相对而言忽视了必需的政治营销技巧。

真正有效的软实力，其基础是内在诱人的国家理念、原则和价值。尽管布什政府已经肆意地浪费了那些资产，但我猜，如果有选择的机会，多数亚洲人仍将选择失去光泽的美国梦，而非当代中国严厉的约束、无情的唯物主义和精神贫乏。

第六，在亚洲眼中，欧洲只是一个产品销售市场和奢侈品产地，除此之外，欧洲与亚洲并不相干。在欧洲，那些幻想亚洲未来的发展将基于欧洲“模式”的人，实际上是在欺骗自己。我们将发现，亚洲唯一愿意拥抱的欧洲模式，乃是模特的猫步。

第七，西方对制造业转向东方的抱怨将减少。如果你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依靠土地和土地之下的东西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才是你的选择。自动化正在减少制造业的就业机会，竞争残酷，而且真正的高额利润处在生产设计、营销和品牌推广等环节。这就是为什么从中国到印度，所有企业都渴望超越敲打金属的简单业务。

第八，限制言论自由的做法，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多数亚洲政府都梦想创造一个有能力进行基本创新的“知识型”社会。然而，正如韩国的伪造人类克隆等丑闻所显示那样，它们前面的路还非常遥远。几乎所有出生于亚洲的诺贝尔科学桂冠的得主，其所获荣誉都源自他们在西方的工作，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偶然的发现，而且强烈地挑战现有秩序。但是，即便在那些强权政体不惩罚此种行为的国家，恪守等级的态度和归顺服从的传统，往往培育出知识上的因循守旧。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并非高额科研预算就能完成的。

在过去28个月中，这个专栏让我得到了作为新闻从业者的最高特权，亲眼见证了一段正在形成的历史。它很刺激，经常令我惊讶，有时有趣，有时滑稽。我也经常从读者的智慧中受益。其中一些读者成了我的朋友。祝他们好运。也祝愿亚洲好运。”

“老师门”

这学期给我们上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的老师上课水平非常的菜，虽然他自己说自己是MBA，（maybe man blow average）讲课时会时不时的蹦出一串E文的专有名词（不讲中文解释），板书没一个中文字，我们又没教材（其实有了也未必有用，因为他每讲一个知识点就喜欢扯一大堆的书本外的知识，没有一个较为严谨的思路）MBA的文凭并不意味着能很好的教书，教书是要为学生着想的，我们不是研究生，我们只是小本而已，而且才大一。
下课班长说要联名向院里反应换一个老师，却发现学生自由选择必修课老师的制度，毗邻的中南财大有，附近的学校也有，而以“中国最自由的大学”著称的武汉大学却没有。丫的小样。
自由，就是让人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选择。

读书笔记（激荡三十年）

《激荡三十年》其作者是当年风靡一时的《大败局》作者吴晓波，该书详细而又完整的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中国企业（包括外资企业）所走过的艰辛路程，规模非常宏大。现在出了上册，是1978年－1992年的部分，对于我们这些八十年后出生的人来说，了解这段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那位温州小吏所说的话很好的总结了部分历史。
整个改革开放的前几年，可以说是一场体制内力量和体制外力量的博弈，体制外力量开始时虽然弱小，但它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因此生命力顽强，靠着一些人的努力在体制的缝隙中挣扎，最终嫩芽顶开了巨石，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看了上半部分，时而激昂，时而悲壮，吴晓波在本书中的文字并不如前几作，但光想想这段历史，就让人不能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