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追求simple life,本质的生活,直截了当的思考。
2007年6月25日星期一
标高沙龙游记
下午3点左右,我来到标高,标高的基本介绍见这里。 标高位处于工学部主教的地下室——没有阳光的咖啡厅我一直不喜欢。进去后愣愣的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见几台电脑开着,还有各地的时刻表,显得很凌乱,但最 重要的是——居然没有服务员过来招呼我!!!于是我找了一个餐桌旁的沙发把包放下,餐桌上没有菜谱,还是没人来招待我。于是我走向吧台——服务员在聊天 ——向她要了一杯蓝山——服务员还是挺漂亮挺热情的——回到沙发,随手拿了架子上的杂志看,嗯,是2006年出的《新周刊》10周年庆的特刊,我对这家店 收集旧杂志的习惯非常满意。
看看周围环境,据说这是设计方面的教授设计的,但给我的感觉就是乱且没特色,灯光效果很差,冷暖效果不一致,没听见应该有的音乐(回来后听彭亮说有,但我没听见),最最最重要的,咖啡馆里怎么能闻不到咖啡的香气呢?哦!那种香气,让我去死吧。
咖啡上来了,咖啡杯是陶瓷的,温手很不错,而且样式我很喜欢。只是咖啡非常不地道,缺少蓝山特有的酸味和果味,喝起来像袋装的雀巢^~^。喝了一会儿,因为4点青协还有事,就先走了,等会晚饭的时候还要来试试这里的西餐。
晚饭时和部长一起来吃的,我埋单……我点了意面和罗宋汤,结果过了一会儿,服务员跑过来说罗松没了,呜,我可好久没喝它了,你就满足我小小的愿望好么。于 是又换了蔬菜汤,结果又没有,最后只能要了最恶心的玉米羹。意面的味道正如彭亮自己所说的,非常的不地道,面条没有香味,虽然还算有嚼劲,但吃起来还是不 带劲。玉米羹就别说它了,里面的奶粉块还没弄化……
结论是,标高是一个很失败的咖啡馆。
首先从它的选址来说,工科的学生很少会有闲情去咖啡厅坐坐(处在追求期的恋人除外),一般的咖啡厅不能勾起他们去的欲望。
其次,既然知道自己的选址失败,那么就应该在咖啡厅的经营方式上进行创新,以吸引更多的工科学生。这里我提个建议,工科生一般学习很紧张,这样会造成两个结果,一个是平时压力很大,另一个就是平时很少有时间去接触一些年轻人想去知道的新鲜的东西。
那么就可以从这两方面下手。我建议可以搞一些展览,一些能提升文化品味以及展示时下热点的展览和沙龙,比如lomo图片展,要符合年轻人追求新奇的心理。
再次,就是食品的质量,这个不说它了,在标高吃的那些食品让我彻底无语了。
接着就是服务员的水平,如果在上海的餐馆里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近几年我火气也小了不少,不然,嘿嘿……
最后就是环境,要考虑咖啡馆的受众人群将是往情侣和小型聚会发展的,那包厢是少不了的。另外还就是那个问题——咖啡馆里怎么能闻不到咖啡的香气呢!!!
以上几点建议,个人主义色彩很浓,随便侃侃,彭亮毋见怪。
2007年6月2日星期六
论爱;雪莱
我不知其他人的内心结构,也不知你们——我正与之讲话的你们的内心;我看到在有些外在属性上,别人同我相象;或于这种形似,当我诉诸某些应当共通的情感并 向他们吐露灵魂深处的心声时,我发现我的话语遭到了误解,仿佛它是一个遥远而野蛮的国度的语言。人们给我体验的机会越多,我们之间的距离越远,理解与同情 也就愈离我而去。带着无法承受这种现实的情绪,在温柔的颤栗和虚弱中,我在海角天涯寻觅知音,而得到的却只是憎恨与失望。
你垂询什么是爱吗?当我们在自身思想的幽谷中发现一片虚空,从而在天地万物中呼唤、寻求与身内之物的通感对应之时,受到我们所感、所惧、所企望的事物的那 种情不自禁的、强有力的吸引,就是爱。倘使我们推理,我们总希望能够被人理解;倘若我们遐想,我们总希望自己头脑中逍遥自在的孩童会在别人的头脑里获得新 生;倘若我们感受,那末,我们祈求他人的神经能和着我们的一起共振,他人的目光和我们的交融,他人的眼睛和我们的一样炯炯有神;我们祈愿漠然麻木的冰唇不 要对另一颗心的火热、颤抖的唇讥诮嘲讽、这就是爱,这就是那不仅联结了人与人而且联接了人与万物的神圣的契约和债券。我们降临世间.我们的内心深处存在着 某种东西,自我们存在那一刻起,就渴求着与它相似的东西。也许这与婴儿吮吸母亲乳房的奶汁这一规律相一致。这种与生俱来的倾向随着天性的发展而发展。在思 维能力的本性中,我们隐隐绰绰地看到的仿佛是完整自我的……个缩影,它丧失了我们所蔑视、嫌厌的成分,而成为尽善尽美的人性的理想典范。它不仅是一帧外在 肖像,更是构成我们天性的最精细微小的粒子组合。它是一面只映射出纯洁和明亮的形态的镜子;它是在其灵魂固有的乐园外勾画出一个为痛苦、悲哀和邪恶所无法 逾越的圆圈的灵魂。这一精魂同渴求与之相像或对应的知觉相关联。当我们在大干世界中寻觅到了灵魂的对应物,在天地万物中发现了可以无误地评估我们自身的知 音(它能准确地、敏感地捕捉我们所珍惜、并怀着喜悦悄悄展露的一切),那末,我们与对应物就好比两架精美的竖琴上的琴弦,在一个快乐的声音的伴奏下发出音 响,这音响与我们自身神经组织的震颤相共振。这就是爱所要达到的无形的、不可企及的目标。正是它,驱使人的力量去捕捉其淡淡的影子;没有它,为爱所驾驭的 心灵就永远不会安宁,永远不会歇息。因此,在孤独中,或处在一群毫不理解我们的人群中(这时,我们仿佛 遭到遗弃),我们会热爱花朵、小草、河流以及天空。就在蓝天下,在春天的树叶的颤动中,我们找到了秘密的心灵的回应:无语的风中有一种雄辩;流淌的溪水和 河边瑟瑟的苇叶声中,有一首歌谣。它们与我们灵魂之间神秘的感应,唤醒了我们心中的精灵去跳一场酣畅淋漓的狂喜之舞,并使神秘的、温柔的泪盈满我的眼睛, 又如心爱的人为你独自歌唱之音。因此,斯泰恩说,假如他在沙漠,他会爱上柏树枝的。爱的需求或力量一旦死去,人就成为一个活着的墓穴,苟延残喘的只是一副 躯壳。
昨天六一,很高兴。
2007年5月4日星期五
上海人
很不爽。
2007年4月8日星期日
《我留给亚洲的八个预言》(转)
原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译者:何黎
“这是我的最后一篇亚洲专栏,因为我将在近期退休,离开工作了39年的英国《金融时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可以总结我多年来报道、评论亚洲事务所得到的一些教训和感想,并破除那个奇怪的神话。我还将冒险做几个预言。
首先,并非整个东亚都是经济奇迹:当今所谓的亚洲经济奇迹,完全就是一个有关中国的故事。本世纪以来,中国贡献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在内)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表现令人失望的国家多得令人吃惊。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日本仍在努力从长达10年的经济萧条中复苏。地区第三大经济体韩国正在困境中挣扎;台湾和泰国的表现也远低于它们的潜力。
其次,中国并没有超乎常人的计划。始终不变的是,共产党依然坚决地保持它对权力的垄断。实际上,其领导权的政治合法性,取决于它能否让尽可能多的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那个目标的追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性质的,而且采取的是试错法。正如在中国经常发生的那样,当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时,即便对那些当权者而言,试错法也是一个谨慎的选择。这是投资组合理论在政治上的应用。其中最重大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最终将从政治上把这个国家引向何方。
另外两个因素,使得治理中国变成了一件很悬的事情。其一,是中央政府一直试图控制那些“不听话”的地方官员――他们为了让自己管辖的地区和自己更为富有,在执行中央指令时往往过于流于表面。其二,是既得利益群体日益增长的影响。在一个改革不彻底的领导层的管理之下,既得利益群体正在更强力地维护自身利益。游说政治如今在北京的重要性,至少已和华盛顿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很难解读中国政治的原因。
第三,经济支配亚洲外交。在这个因不信任和历史积怨而分裂的地区,贸易和投资(特别是以跨境生产网络形式出现的投资)所创造的相互依赖,是地区稳定的最强大支柱。不管政治分歧有多大,亚洲国家从未允许它威胁到它们共同追求的出口带动型经济增长。鉴于外交选择有限,人们只能寄望于经济逻辑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期望亚洲不要遭遇像诺曼?安杰尔(Norman Angell) 1913年预言一样的命运。安杰尔当时曾预言称,欧洲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至于互相之间不可能发动战争。
第四,即便亚洲有可能组成一个紧密整合的经济集团,那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国家之间相互怀疑之外,中国和日本(或许还有印度)在地区影响力方面的竞争,使得它们难以达成重大协议。此外,亚洲各国在主权方面的高度戒备,以及许多国家内部制度的虚弱,阻碍了进一步整合所需的制度性合作。
第五,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性被高估。北京在全世界的多数外交举措,首先是受到经济需求的推动,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在能源及原材料供应安全方面的需求。中国能够抢到美国前面,更多是因为华盛顿相对而言忽视了必需的政治营销技巧。
真正有效的软实力,其基础是内在诱人的国家理念、原则和价值。尽管布什政府已经肆意地浪费了那些资产,但我猜,如果有选择的机会,多数亚洲人仍将选择失去光泽的美国梦,而非当代中国严厉的约束、无情的唯物主义和精神贫乏。
第六,在亚洲眼中,欧洲只是一个产品销售市场和奢侈品产地,除此之外,欧洲与亚洲并不相干。在欧洲,那些幻想亚洲未来的发展将基于欧洲“模式”的人,实际上是在欺骗自己。我们将发现,亚洲唯一愿意拥抱的欧洲模式,乃是模特的猫步。
第七,西方对制造业转向东方的抱怨将减少。如果你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依靠土地和土地之下的东西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才是你的选择。自动化正在减少制造业的就业机会,竞争残酷,而且真正的高额利润处在生产设计、营销和品牌推广等环节。这就是为什么从中国到印度,所有企业都渴望超越敲打金属的简单业务。
第八,限制言论自由的做法,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多数亚洲政府都梦想创造一个有能力进行基本创新的“知识型”社会。然而,正如韩国的伪造人类克隆等丑闻所显示那样,它们前面的路还非常遥远。几乎所有出生于亚洲的诺贝尔科学桂冠的得主,其所获荣誉都源自他们在西方的工作,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偶然的发现,而且强烈地挑战现有秩序。但是,即便在那些强权政体不惩罚此种行为的国家,恪守等级的态度和归顺服从的传统,往往培育出知识上的因循守旧。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并非高额科研预算就能完成的。
在过去28个月中,这个专栏让我得到了作为新闻从业者的最高特权,亲眼见证了一段正在形成的历史。它很刺激,经常令我惊讶,有时有趣,有时滑稽。我也经常从读者的智慧中受益。其中一些读者成了我的朋友。祝他们好运。也祝愿亚洲好运。”